影片《魂断蓝桥》被公认是典型的“爱情剧”。它通过对罗依和玛拉这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深刻描写，抨击了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门第观念，同时也谴责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它把社会性的主题和带有感情色彩的爱情故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了揭露等级制度对平民的专横摧残的作用，揭示了英国社会固有的症结。
精致的结构安排。罗依和玛拉先到上校那里，又到公爵那里，请求同意他们结婚的那场戏，实际上是为了交待出罗依是贵族，玛拉是平民，所以他们想结合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等级制度下的等级差距。但是，影片并没有顺这条线展开，而是把它搁置起来，作为一个“伏笔”埋下了悲剧的根源。接下去展现的是另外一个矛盾：罗依参军走了，玛拉被芭蕾舞团开除，生活陷入了贫困。这时，她偏偏看到罗依阵亡的消息。所以，她在生活和理想的绝望中沦为妓女。然而，罗依并没有阵亡，玛拉看到的是一个相同名字的人阵亡了。他回来后，玛拉随着他去庄园准备结婚，可是在舞会上，她听到贵族们对她的窃窃私议，又听到好心的公爵要她不要辜负了贵族的荣誉。
这样，一直作为“伏笔”的等级差距重新提了出来，而且进一步加大了。战争使玛拉沦为妓女，她与罗依之间的距离更远了。作者这样安排情节，一下子把矛盾冲突引向高潮，达到了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
这部1940年拍摄的黑白影片无疑已成为人类经典的回忆。它最让人激动之处，不是那略有点老套 的“灰姑娘爱上贵族”的故事，也不是同样有点让人感觉眼熟的殉情故事。可以说，最令我们心碎的，是战争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所不在的摧残。当女人公玛拉在得知心爱的恋人洛依“战死”的消息，万念俱灰，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她来到与洛伊初识的蓝桥上揽客时，意外见到从战场上回来 的洛伊。玛拉既喜悦又痛苦的表情和洛伊懵懂而甜蜜的幸福，这样的场面令所有知道内情的观众如同吞了一根针那般的难受。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刻，玛拉选择了用死亡洗刷自己的耻辱……
影片的结构，以罗伊的回忆为线索，横跨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伊失去了玛拉，新的一次战争又会有多少悲剧发生呢？翻阅人类历史，那一页页充满着斑斑的血和泪的篇章，都是战争惹的祸。战争，对统治者而言是扩张、是强大，对投机商而言是发财的绝妙时机，但，对广大民众，却是痛苦和眼泪。
巴赞认为电影应该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但事实上，无论写实主义的电影还是表现主义的电影，它所展现的世界都并非是现实的世界，更准确的讲，这是个和现实世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乌托邦。就以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娱乐电影而言，影片塑造一个跟现实世界相似的世界，但现实世界中所令人感觉平淡的、乏味的、烦闷的部分，在电影中都会变得充满生机，无论是开朗奔放的，还是阴郁感伤的，这些都被电影的镜头进行了纯化。而即便是高度写实的，甚至纪录电影，只要有了人的参与，影片中的内容都摆脱不了人为的痕迹，新浪潮电影中大量看起来反传统的电影手段，真的是生活吗？且不谈加入了摄影机的场景就跟多了只脚的河一样还能不能保持原来的状态，这种哲学意义上的问题，我们在现实里将其忽略，那种被认为是最真实的定机位全景长镜头又怎样呢？取景框以外的内容仍然是未知的，但你甚至都不能像扭一下脖子一样，逼着镜头转过去，而且再长的镜头，也终究要被剪切掉。所以，新浪潮的所谓真实，也只是打破了“优质传统”的有板有眼，以及被驯养出来的人们同样刻板的观影习惯，情节性的迎合元素被削减了，但取代的也并非真实，只是新的影象话语。
《大风暴》Z
阿尔及利亚、法国 1969年
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主演：伊夫·蒙当Yves Montand
让-路易斯·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
片长：127分钟
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剪辑奖，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演员奖
一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由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等机构主办，首届写作自由奖举行了颁奖礼。获奖的中国大陆作家王力雄致答谢辞，题为《坚持正义是写作自由第一要义》。比较前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辞，王力雄的演说似乎少了许多超然物外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间离效果”，更多则是直面惨淡人生与社会的坚毅，甚至，在我读来，还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悲壮。
王力雄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写作已经有了商业和艺术上的自由，这当然应该肯定。但他更指出今日中国还没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由，坚持正义的自由，揭露邪恶的自由，以及反抗强权的自由”。他说在当今中国，这些自由才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因为“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
王力雄这些掷地有声的句子，让我想起刚刚重温的一部政治电影佳作《Z》。这是法籍希腊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代表作，拍于一九六九年，取材真实事件，即希腊自由主义者、和平运动改革家Grigoris Lambrakis在一九六三年被官方雇佣的刺客所杀一案。借用王力雄的话，这恰好就是一部“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的影片。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仍使有心的观者看得惊心动魄。
二 在电影的诸多门类（genre）中，政治电影（甘作“宣传工具”或“喉舌”的御用电影当不入此流）堪称一大异类。在民主国家，因为题材的敏感性和争议性，政治电影与小众的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一样，随时可能是一单赔钱买卖，成为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票房毒药，甚至还会引来社会上某些势力的抗议或攻讦，极端例子譬如在影院门口示威和放置炸弹阻挠电影上映等等。如果政治电影的编导不幸身处专制社会，而在统治者眼中，一切艺术皆政治，那不仅电影无法与广大观众见面，创作者亦会被严加封杀。譬如拍出《石榴之色》和《被遗忘的祖先之影》等佳作的苏联导演帕拉赞洛夫（Sergey Paradzhanov），就因为不与当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保持一致”，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关进劳改营从肉体到思想“改造”了整整五年。如果说帕拉赞洛夫的作品还算不上政治电影，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合时宜就遭当局整肃，那么，波兰那些倡导“道德焦虑电影”的电影人，如《铁人》（Man of Iron）、《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的导演瓦依达（Wajda），还有赞努西（Zanussi）、奇士劳斯基（他的早期电影大多涉及波兰的政经和文化、社会等问题），则完全是因为他们“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而受到当局的多方压制。关于此，有心人只要翻翻奇士劳斯基的自传，就可略知一二。
相比之下，移居国外的加夫拉斯运气要好得多。他的父母分别是俄国人和希腊人，父亲为二战期间抵抗纳粹运动的成员。在六十年代希腊国内极端右翼的政治氛围下，因为父亲的缘故，加夫拉斯求学谋职均成问题，只得远走巴黎，并最终投身电影。《Z》改编自希腊作家Vassilis Vassilikos的同名小说，而原作则取材于希腊一宗真实的政治谋杀案。六十年代末，远在他乡的加夫拉斯筹拍此片时，希腊国内的军人独裁政府已经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由于电影涉及到敏感的政治事件，最初连拍摄资金都很难筹集。好在加夫拉斯手上有伊夫·蒙当（Yves Montand）、Jean-Louis Trintignant（在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的名作《我与穆德的一夜》中有精彩演出）等票房王牌，才最终说服了投资者。但加夫拉斯还是没在欧洲和美国找到制片公司，无奈，他只好与片中扮演记者的Jacques Perrin共同出任《Z》的制片人。
三 《Z》的故事情节有点像老套警匪片和侦探片甚至今天某些反腐影视垃圾（且为不可回收垃圾）的混合体：伊夫·蒙当（饰演自由主义政治家）是左翼组织“和平之友”的领袖，准备在市内某处演讲，预计会有四千名支持者出席。但因为当局阻挠，多个场地皆“因故”取消，最后只得选在一个仅能容纳两百人的小会议厅。演讲当晚，受当局蛊惑的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暴徒趁机捣乱，而到场的大批警察却置之不理，严守所谓的“中立”。演讲结束，蒙当走出会场，早有准备的地痞在警察眼皮下飞车撞来，用木棒猛击蒙当头部后逃去无踪。送院抢救的蒙当终于不治，官方却说这是一次酒后驾驶意外。Trintignant出演的法官本来奉命作“走走过场”的调查，但不识时务的他坚持司法独立，秉公办事，顶出了来自上级领导等各方面的威逼利诱，终于挖出了深藏在杀人阴谋幕后的一只只黑手，将他们绳之以法……
据说曾有人批评《Z》片太过商业化（譬如有好几段好莱坞式的飞车追逐和缠斗戏），将Lambrakis一案搞成非黑即白的肥皂剧，并质疑现实政治哪有如此简单形同儿戏。对此，加夫拉斯倒是胸有成竹，他说《Z》片不是靠小道消息拼凑而成，而是忠实依照当时的调查情形来拍的；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聪明人要问“你怎么知道是这样？那不是真的，都是些谣言”一类的问题；他还说“希腊就是这样，要么黑要么白，没有什么细微的差异”。当然，一百位《Z》的观者会有一百种不同的观感，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导演本人的说法，我们看《Z》时不妨参考对照一下。或许希腊当时的政治就是如此黑白分明，不像有些完全在黑箱里作业的政治那样，好坏忠奸界限模糊异常难辨。
四 由于六十年代后期希腊军人独裁政府掌权，《Z》片的外景地只能移到风物较为接近希腊的北非，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拍摄。电影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国度，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其实电影史上这类例子不少，尤其是政治电影或与政治有关的电影，因为众人皆知的缘故，未必能在故事的原发地拍摄。譬如前些年好莱坞那几部不太高明的电影（所谓不高明主要是指氛围、人物刻画等艺术层面而言，无它），像Seven Years in Tibet，就分别在自然风光与西藏近似的阿根廷和智利高原炮制出来；而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Red Corner一片则是在加州拍摄的。成功的例子亦有，如《现代启示录》，影迷都知道拍摄场地远在菲律宾而非越战故战场。再有，讲红色高棉红色恐怖的The Killing Field，当时因“民主柬埔寨”还如日中天，亦只能移师泰国或者加拿大拍。当然，并不是只有与政治相关的电影才这样，以上所说，笔者不过趁机做做文章而已。
这里还得提提《Z》片的音乐制作。希腊著名作曲家Mikis Theodorakis当时在国内受到军政府软禁，无法完成全片的音乐创作，只得将作好的曲子托人偷带出国，再由别人将这些曲子与他之前的音乐作品合成，最终成为《Z》片的电影音乐。据闻年过七旬的Theodorakis仍在作曲，这些年还为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会创作了一部歌剧。
五 虽然《Z》片看来有点好莱坞似的黑白分明，但结尾却是正不压邪：军人政权还是上台了，正直的法官被解职，讲真话的记者被囚禁，若干证人死于非命，那些黑手仍逍遥法外。一名电视女主播在念军政府的禁令，画面上随之打出一行行官方禁忌，它们是：长发，披头士音乐，和平运动，超短裙，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荒诞派剧作家尤奈斯库……最后，字母Z亦在禁止之列，它的希腊文意思是——“他还活着”，代表片中被杀害的自由主义政治家。
说来不是气短，亦非长他人志气，我一直觉得，三十多年前，法籍希腊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拍出勇夺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的政治电影《Z》，三十多年后，海内外的中国电影导演仍然拍不出亦没法拍出类似的电影——我们可能还得再等上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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