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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鱼游得冷清，两条鱼游会不会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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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人的亲情（做人子女必看） 媳妇说：「煮淡一点？就嫌没有味道，现在煮咸一点？却说咽不下，？究竟怎么样？」母亲一见儿子回来，二话不说便把饭菜往咀里送。她怒瞪他一眼。他试了一口，马上吐出来， 儿子说：「我不是说过了吗，妈有病不能吃太咸！」「那好！妈是你的，以后由你来煮！」媳妇怒气冲冲地回房。儿子无奈地轻叹一声，然后对母亲说：「妈，别吃了，我去煮个面给？。」「仔，你是不是有话想跟妈说，是就说好了，别憋在心里！」 「妈，公司下个月升我职，我会很忙，至于老婆，她说很想出来工作，所以....」母亲马上意识到儿子的意思：「仔，不要送妈去老人院。」声音似乎在哀求。儿子沉默片刻，他是在寻找更好的理由。 「妈，其实老人院并没有甚么不好，？知道老婆一但工作，一定没有时间好好服侍？。老人院有吃有住有人服侍照顾， 不是比在家里好得多吗？」「可是，阿财叔他....」 洗了澡，草草吃了一碗方便面，儿子便到书房去。他茫然地伫立于窗前，有些犹豫不决。母亲年轻便守寡，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供他出国读书。但她从不用年轻时的牺牲当作要胁他孝顺的筹码，反而是妻子以婚姻要胁他！真的要让母亲住老人院吗？他问自己，他有些不忍。 「可以陪你下半世的人是你老婆，难道是你妈吗？」阿财叔的儿子总是这样提醒他。 「你妈都这么老了，好命的话可以活多几年，为何不趁这几年好好孝顺她呢？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亲戚总是这样劝他。 儿子不敢再想下去，深怕自己真的会改变初衷。晚，太阳收敛起灼热的金光，躲在山后憩息。一间建在郊外山岗的一座贵族老人院。 是的，钱用得越多，儿子才心安理得。当儿子领着母亲步入大厅时，崭新的电视机，42？的荧幕正播放着一部喜剧，但观众一点笑声也没有。 几个衣着一样，发型一样的老妪歪歪斜斜地坐在发沙上，神情呆滞而落寞。有个老人在自言自语，有个正缓缓弯下腰，想去捡掉在地上的一块饼干吃。 儿子知道母亲喜欢光亮，所以为她选了一间阳光充足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树荫下，一片芳草如茵。几名护士推着坐在轮椅的老者在夕阳下散步，四周悄然寂静得令人心酸。纵是夕阳无限好，毕竟已到了黄昏，他心中低低叹息。 「妈，我....我要走了！」母亲只能点头。他走时，母亲频频挥手，她张着没有牙的嘴，苍白干燥的咀唇在嗫嚅着，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儿子这才注意到母亲银灰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以及打着细褶的皱脸。母亲，真的老了！ 他霍然记起一则儿时旧事。那年他才6岁，母亲有事回乡，不便携他同行，于是把他寄住在阿财叔家几天。母亲临走时，他惊恐地抱着母亲的腿不肯放，伤心大声号哭道：「妈妈不要丢下我！妈妈不要走！」 最后母亲没有丢下他。他连忙离开房间，顺手把门关上，不敢回头，深恐那记忆像鬼魅似地追缠而来。 他回到家，妻子与岳母正疯狂的把母亲房里的一切扔个不亦乐乎。身高3？的奖杯──那是他小学作文比赛「我的母亲」第1名的胜利品！华英字典──那是母亲整个月省吃省用所买给他的第1份生日礼物！还有母亲临睡前要擦的风湿油，没有他为她擦，带去老人院又有甚么意义呢？ 够了，别再扔了！」儿子怒吼道。 「这么多垃圾，不把它扔掉，怎么放得下我的东西。」 岳母没好气地说。 「就是嘛！你赶快把你妈那张烂床给抬出去，我明天要为我妈添张新的！」 一堆童年的照片展现在儿子眼前，那是母亲带他到动物园和游乐园拍的照片。 「它们是我妈的财产，一样也不能丢！」 「你这算甚态度？对我妈这么大声，我要你向我妈道歉！」 (楼主注：这算什么儿子，把自己的母亲送到养老院，然后把岳母接来住，要就一起去送，要就留自己的母亲） 我娶？就要爱？的母亲，为甚么？嫁给我就不能爱我的母亲？」 雨后的黑夜分外冷寂，街道萧瑟，行人车辆格外稀少。一辆宝马在路上飞驰，频频闯红灯，陷黄格，呼一声又飞驰而过。那辆轿车一路奔往山岗上的那间老人院，停车直奔上楼，推开母亲卧房的门。他幽灵似地站着，母亲正抚摸着风湿痛的双腿低泣。 她见到儿子手中正拿着那瓶风湿油，显然感到安慰的说：「妈忘了带，幸好你拿来！」他走到母亲身边，跪了下来。 「很晚了，妈自己擦可以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回去吧！」 他嗫嚅片刻，终于忍不住啜泣道：「妈，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回家去吧！」 |
|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佚名 我能看到一片树叶从老槐树上落下来，我能看见云彩变幻成一件白纱裙。我能有把握地说出门前的站牌，我还能断定周围的青苔在一天天减少。可对于爱情我能说些什么？我能说出它的方位，它的颜色，它的温度吗？我能说出它的姿势，它的喜好，它的气味吗？我知道它到来的时间吗？我知道它离去的方向吗？我有一架子的书，而且还在不断补充。 这些书告诉我许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告诉我什么比什么更有价值。这些书饱经沧桑，他们的作者似乎都经历过爱情，这些书也像经历过爱情一样，让人愿意倾听。可关于爱情，我能听懂什么？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记录些什么？我们从多大开始享有它，我们从何时开始离开它？我们深入它有多久，我们沉浸它有多深？盯住我的眼睛，你有爱情吗？ 你眼前的景物是因为一个人才变得重要吗？你深深地呼吸是因为有人也在呼吸吗？你耐心地倾听 是因为有人也在倾听吗？我没法走进你的世界，我只能在你的门外张望，我没法给你我的体验，我只能与你遥遥相对，说出我的感觉之万一。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说它像水，只在我们的指逢中穿行？说它像烟，飞临大海也飞临山川？说它如细雨，绵绵浸润我们的坚毅？说它如洪水，冲垮我们最好的防线？说它冥顽，无视伦理，也无视人群，说它不可理喻，只驯服于我们最后的温柔。 如果一个人像空气一样靠近你，对你说：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把你的 愿望当成自己的愿望，绝非自我暗示，而是情不自禁。如果一个人撩起你的头发盯住你的眼睛，轻声念你的名字。如果一个人围绕你就像空气围绕你一样，你会不会晕眩。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说它遥远，可又倏忽而至。说它欲言又止，可又在心里宣言得一塌糊涂。说它放任却又掬在手心，推不开身边的篱笆，却推得开另一扇心门。被爱之前，我们是未启蒙的婴儿，被爱之后，我们像一方开启的古玉，关于爱情，我们有没有可以到达的语言？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的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山峦它缓缓地踱着步子。关于爱情，叶芝说了些什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听懂什么？ 该迷茫的时候，你清醒什么？该忘我的时候，你惦念什么？该拥有的时候，你拒绝什么？该放弃的时候，你留恋什么？属于你的，一片树叶，也是一片森林，不是你的，万木争春，也是别人的花园。要是你拥有今夜的月光，为什么还奢求晴朗的明天？ 走进爱情，你没有了衰老的理由，岁月有痕，只在别人那里停留。就算你默默爱一个人，只能隔岸相望，你也有一颗埋在冬天的种子，谁敢说它不会在春天发芽？ 我愿意承受这些无奈，一个人，看远去的大雁，我愿意拥有这份沉重，独自过湍急的大河。 我愿意绕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就为了光顾一篷茅屋，我愿意走到没人的尽头，只为进入你的视线。 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关于爱情，我们不能说些什么，我们只能摆好碗盏，点亮蜡烛，在轻柔的音乐里彼此梳理身上的泥沙。我们不知道它的纵深，我们不知道它的源头。我们不知道忙碌的人们在为明天准备什么，我们只能纠集所有的现在，把星空拉低，听秋虫唱歌。 关于爱情，我们像未知的孩子，一切都在启蒙，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夜里，我们会在什么梦中醒来。我们只知道，我们带着开启另一个人的钥匙，它帮我们锁上了孤独。 新秋，原野上有一棵大树，白天满头，果实累累，它给破土的小草讲起它的从前，它的声音 充满了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它说，爱情让我经历了大欢欣，大悲悯，使我到达今天的安宁。大树的声音又苍老又年轻。关于爱情，我们能听懂什么？ 我能说出天空的颜色，但我说不出大海的声音。我能看到地铁和站台，但我看不到爱情的车次。我能在人群中走我的路，却不能在人群中握你的手。我和你是陌路，我们擦肩而过，去迎视前方那属于我们的目光。 关于爱情，我们丧失了童贞，我们不能说些什么。 |
| 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关于友情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 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 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 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 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 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 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 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 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
| 随笔：- 发表于：2004.02.09 12:54修改于：2004.02.11 12:00 同也不同，学也不学／王小妮 一 我的大学同学写了一封真切的信来，要搞一本同班同学的纪念册，包括照片和每人三千字的回忆文字。有同学赞助资金，最后出版一本书，名字也想定了，叫《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主持这事情的几个同学都热心，提前两个月就广发通知。估计已经超过大半的同学都不拿笔了，所以给每个人预留了充分的时间。对于这件事，我保留着置疑。但负责联络的同学苦口婆心，使我不能推诿。 我真想追问他，你想干什么？想让我们追忆逝水流年吗？回忆，是老朽们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被红十字的白车载到医院的急救室门口。但是，我把我的三千字写了。 这种书最终并没有成功，尽管有同学捧着热乎乎的资金和现成的书号。并不是因为笔墨荒疏，念了大学四年的中国文学，把三千个字写到纸上，我想，人人都还能做到。听说，是有一些人拒绝回忆，拒绝写。四年中在同一间教室，住同一宿舍楼的同学拒绝出现在同一本书里面，这件事就半途而废了。 在当代，半途而废不算新奇。现在的人每天都可能萌生出新的想法，成或不成都不损骨少肉。 谁都有理由和权利拒绝一切，人连生命都可以拒绝。在一起读四年书，不说明任何东西，路同而殊归。 有一个教师，他站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大学讲台上，当时窗外好象零星地飘着清雪。教师的鞋象只死鳄鱼的脑袋那么软塌塌的。他对眼前互相陌生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都坐在这间教室里听我的课。你们记住我的这句话－－将来，就在你们中间，有些同学的水平足够给另外一些同学上课。别看今天都坐在下面，甚至有些人连做另一些人的学生都不配。 我半心半意地听课，也半心半意地记住这教师的话，当时不以为然。 说这话的教师已经离开了讲台。一九九五年夏天，我看见他在北方城市的街道边。一只灰毛驴车前后扭着，他挤着车板，急忙地挑一些紫色的茄子。他讲过的课我都淡忘了，只记住了前面那段无关学问的话。 书本、纸张、桌椅、黑板、墙报，都不是命脉，不可能连接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一九七八年，我们同坐在一个教室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学”。这两个字相连，注定不说明什么。人和人想的不同，受到的感召不同，得到的昭示不同，学到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相同。所以，我废弃了我那三千字的逝水流年。我站在我的厨房里，突然想出一句不合逻辑的话：同学是什么？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二 我不缺少同路人。 我坐公共汽车回家，我的家要坐到香港和深圳交界的界河边，是终点站。同时下车的有二十几个人。他们分别走向二十几个门。只有我拿了我的钥匙，进了我的家门，穿上我的拖鞋。 手边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把它直接交给我儿子。总是有找他的孩子。他们嘻嘻哈哈地聊天。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都是一些电话少年，轻松少年。 古人说：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不懂得古人，也不想崇尚古人。 在我们这个安静的家，偶尔出入的，多数是找徐敬亚打乒乓球的，下围棋的，喝酒的。自然，其中白丁极多。白丁也比高朋好，起码他让你象少年那样轻松。 人和人讲话，必须发出声音。声音是许许多多的变体。要两个不同的人在复杂的变体里找到共同，那是难上加难。 我每天可以写八千字，但是我往往不想和另外的人说一句话。我不想谈话。因为写字是好的，是单向的、简易的、唯一的、我可以自由把握驱使的。我不想寻找同路人。 思想的索道，只通向和进入很少的人，与教与学，与同环境同课程，全无关联。 在铁锅里搅拌猪食的农村女孩和大学里的哲学博士导师，他们的笑容在太阳下面同样灿烂。活着，本来不是一件强求的事情，不是捆绑纠集的事情。凡是你的东西，都在你自己的口袋里，谁也拿不走。为什么要呼叫共同呢？ 如果大街上出现一排列队者，每个人的手都插到另外一个人的口袋里，步伐整齐地向前走，所有的路人都会注步围观：快看，疯人院的人都给放出来了！ 三 两个人在北方的大街上相遇，那是毛驴车和出租车共用的大街。两个人是三十年前的中学同学，四只膀子扯在一起，亲热得吓人。其中一个诉说混得不好，生活艰难，说他自己都感到活着是丢脸。另一个立刻奔向街边带玻璃罩的食品车，买了两只烧鸡，豁亮大声地送那生活困难的。推让了一会儿，困难的人就收了，捧在手上油汪汪的。这时候，谈话的气氛开始转变。收了鸡的人好象立刻就卑谦了。 文革，这把纯钢特制的好剑，凌厉地插进我求学的年代，把它剁成粉碎的片断。从一九六六年起，我就没有了完整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我被剑伤了，但是应当庆幸，我成为一个匮乏同学的人。 现在，我远离家乡几千里，减去了在大街上遇见某一个时期同学的最后可能性，减去了不断地握手、热烈谈起旧事的麻烦。在一座新的城市里，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我几乎只认识我的儿子、我的徐敬亚和我的妹妹。这样很不错，节省了很多谈话的细胞。 旧事没有提，就差不多全忘了。小学的同学我记得最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初，一九七七年考进北大，后来转入人大新闻系。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她，我相信她是个好人。另外一个姓刘，我插队，她当了女兵。她从军营里寄给我一对红领章一只红帽徽，都是真正军人的配备。当时我最喜欢它们。小初快十年没见了，女兵二十年没见了。其余的人全部忘掉，留下的只是没名没姓没有面孔的破碎记忆。 我的中学时代更加混乱，只记住一个姓余的同学，开一间个体饭店，围裙上擦得油光锃亮。一九六九年，她总唱京剧，能唱小生，唱杨子荣。我紧跟在她后面听她唱。看她唱得横眉立目，我极其佩服。只是她的眉毛不够黑浓。我跑到学校门口一只煮沥青的锅里挑了一些沥青，等待凉了，搓成两条“眉毛”给她粘上。节目唱完了，沥青已经揭不下来。结果粘掉了她本来稀少的眉毛。她的脸上少了一些东西，脸显得又白又大。 几年前见过她，纹了眉，跟贴了两条黑毛虫差不多。 还有一个女生，在农村中学认识的，长得象一个皮球。眼睛、鼻子、嘴，分别都象小皮球，走路也有弹性。她也是插队干部的孩子。我记得她母亲让她父亲吃一瓶农药。那母亲的声音很尖，说什么农药不苦。那父亲如果消失了，她们母女该不会受那么多苦。我记得那瓶子是黑褐色的，现在想应该有五百ＣＣ的容量。她父亲没喝，他说怕那味儿。那母亲对一切人都不太好。我和“皮球”到割过豆子的地里去拔豆茬。手出血了，我们两个一起哭。没见“皮球”快有三十年了，听说她现在国外。 能被我记住的这些人，表面上已经没有什么再是共同的。她们都不以写字为生。我们只是同学。一起学过加减乘除，这些连卖大葱生姜的人都算得飞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学过什么呢？ 至于她们的内里，我更加难以知道。三十年前的内里到今天还能不变吗？ 我的儿子在圣诞节前后收到了一些同学送的漂亮的卡片。可惜，我看不懂。全是英文。他并不准备回送。他说没那必要。送来送去太麻烦。他的心思全在院子里。他拿了绿豆、黄豆、蒜头和大米往外走。他总是偷偷把家里的一些能成为种子的东西撒到院子里。他是一个只管播种，不思耕耘的现代农夫。他只是想看种子发芽。 我说：大米是不能发芽的。 他看着我：我知道你种过地，种地不算知识。你的知识没我多。因为你们都没好好上过学。 最近他和同学一起热衷于研究超光速飞行器。他会跳过来告诉我，从理论上讲，超光速飞行器可以携带人类回到过去，可以追回历史，能见到过去曾经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非常遗憾地说：可惜，只能看见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你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你选择吧，回到七岁，十二岁，还是十八岁？ 我不想改变我的历史。和十个人一起同过学，和成百上千个人同过学，都是一样。一个人不为过去而生，更不可能为他的同学而生。我现在这样就很好。现在，就是最好。 四 有人想重见事物的原貌吗？旧事，还会有原貌吗？ 我回想任何一件旧事都飘忽不定。哪怕再想追寻真实，再不想纂改它，它也不给我展露原貌。人变了，原貌紧跟着就变了。记忆，是永不定形的。 一九八一年底，大学毕业前，是在寒冷中往家里搬书。到了一九八七年，那些书又坐上火车，经过黄河长江，经过许多大铁桥和山洞，它们个个尘土满面，到了一个新家。大迁运之后，那些旧书一年里也不翻开一页两页。 一九八０年春天，是所有的树都准备拱芽的时候，我背着拖到腿上的大书包，到校图书馆去。我不止一次地向老师借左拉的《萌芽》，老师总是说：那是自然主义作品，不能外借。越是见不到那叫《萌芽》的书，越是感觉看了它肯定所获无数。 好象有左拉的另一本书。在一个同学的书桌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那同学每一个晚自习都看那一本书，总也看不完。我不知道他都看出了什么子午卯酉。 现在的书店里早就有了精装本的《萌芽》卖。我早看见了那两个视觉上轻盈俏丽的字。不过从来没想再去翻它。 一本书，能给所有的人相同的启示吗？ 从接触到书的那一秒钟起，每一个取书的手，就已经是歧路上的一只亡羊，各朝着各的方向逃奔。也许只有枪能把它们追回来。因为吃了子弹，它们死了，规规矩矩地被摆放一排，准备剥皮煮汤。没有枪的追赶，它永远向着不同的远方跑。 我听见有人说，七七级是一种“现象”。我听了很好笑。凡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现象”。所谓的“七七级”，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象囚徒一样排队，等待一勺玉米面粥。每个周六的中午踢着食堂的大门，敲着饭碗，等待那两只让人一闻到味儿，就失明失聪失去全部仪态的肉包子。 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来，说北京同学的聚会，有些人每次参加，有些人总是躲避得很远。我说，同学这个词其实不沾染一点感情色彩，顶多说明某人与某人在生命的一段短促时间里相互距离近一点，别的什么都没有。 书在装订了之后，整齐地码在教室的讲台上。它在那会儿是同样的，它进入每一个人的书包就永远地不同了。 没有什么链条能把不同的人连接起来。连接人的只有血脉、利害、苦难和思想。无论牧人的栅栏多么坚固，无论山羊们挤在一起发出过多么近似的叫声，最终，它们只可能是歧路上的亡羊。 所以，我站在这事情的尽头说：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五 有时候，我下意识地停下正在写字的手。我仔细反复地看它。我想，这是使用了四十年的东西吗？这是那个爬在谷子地里薅草，薅得手指头又肿又绿的人，是她的手吗？那手，怎么样又回到了软细的今天？ 一九七七年冬天。农村小学校墙上结满白霜。有几公分厚。那天我起得最早，我要去参加高考。我的手走在路上就冻僵了。人人拿不住笔，人人到那只冒烟的铁炉子上烤笔，笔也僵了，我是用僵死的手和笔答的考卷。 那张卷子简单到了极点，我现在还保留一份史地考卷的草稿纸，题目：按中国历史的年代，排列出汉、晋、明、宋、唐、清、元……各朝代的正确顺序。我把这纸给我儿子看，这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他滚到床上去笑。他说，你们是不是弱智呀！ 我们就是这样一批大学生，能够排列出自大汉朝到大清朝顺序的大学生。排对了的，就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举着同一本书，带着同一种校徽。 不可改变的是，我的大学同学一共八十个。今天我还都叫得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名字。在毕业照上，他们都比今天年轻和单纯。 我对徐敬亚说，我不是当年的我了。你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徐敬亚。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最后一排写字的那个徐敬亚，那个穿蓝色涤卡制服，尖锐锋利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说，那只是我们的毛坯。 我从来不感慨岁月。我只感慨思想的变异。其它的七十八个人肯定也不再是当年的他们了。经过三十六变、七十二变，没变的只有名字，横竖笔划，三个字的，两个字的。也许哪个人已经有了外国文的名字，哪个人请了测字算命的先生，花费了银子，改了新名字。那么，我就完全不认识他了。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过去，我不想在求学的年代停留。我宁愿看看另外的时期。我喜欢会见那些没变的东西，太大的反差使人没味道。 我家那本红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在我和徐敬亚插队的那些地方，都被圈点过，连通向那里的公路，都被用彩色的萤光笔勾出来。在城市地图上，我们生活过的街道也画过记号。只是没有在读大学的地址上画过一点一线。 单纯的事情很容易被记住。当事情向着顺利扭转变化的时候，阴晦、杂质和混浊就来了。 现在，徐敬亚在我十几米外，他撅在那儿看他的电脑光驱。他好象准备钻到光驱里面去。他离我这么近，只要叫一声，他就能应。其余的同学都散了。欧洲美洲都有。阪神大地震还把我们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床上震到了地板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这么多的人重新集中到一起，哪怕集中在一本书之中。我们没有共同患难，所以缺乏纽带，我们之间并没有结实的纽扣和带子。 有一个同学寄一封信来，也是从日本。她让我写信给她。但是我没写。人写信都有一些具体要交待的事情。我和她之间没有这些。那么写什么呢？写一篇非写作性质的散文，是抒情还是叙事？那些陈滥的套式！我什么也不想写。 我写过一首诗，没发表过，叫“许许多多的孩子”。它的想法是在北师大教师宿舍里出现，是我给一个同学的儿子洗那双小脏手时候的感觉。那是一间公用的水房。水盆在见到孩子的手之后，马上就污黑了。肥皂象一条胖鱼。我抓着他有肉的小手。我想，一个人真应当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去会见那些同学，还不如会见他们的孩子。我愿意认识他们每一个。只要别超过十四岁。 六 有一只苹果，我左右端详，都判断不了它的内部有没有核。我判定不了，在今天，人性和科学都荒诞地裂变的时刻，我手里的苹果是真的，还是假的，拿到眼前都分辨不清。连眼前手上的东西，我都看不透，对于那么遥远，那么不相干的、仅仅是同过学的一群人，我只能放弃端详。 一个人真的东西在哪儿？他的核在哪儿？我问任何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者。他马上就坦诚至深地指给我。他指他的腹部。而我只是看见一根手指头。 能让所有的人共同想去亲近的，只有太阳、水流、星光……甚至静卧在我们身边的候车亭、绿化带……不同的人，就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也是不同。 我坐了四年的大学板凳。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告诉他的学生：你要保持住你本来透明的品质，它值得你保持终生！教师只负责他的一门课程，只负责对着学生们说话。 那穿了一双鳄鱼头一样鞋子的教师，他没有望遍他的八十个学生，他没有说：永远地，请你们记住。谁也别想训导谁。你拾取你该得到的东西，你拿好你自己的那一份。 这一切都没有。那么，“同学”是什么呢？ 我是我自己，他是他自己。 同学，什么也不是。 １９９６·５ 《诗生活月刊》http://www.poem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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